幸运之神对我极是垂青。1995年硕士生毕业，即考入欧阳先生门下，攻读博士。从古典文学转入书法研究，大有“春风得意马蹄疾，一日看遍长安花”之兴。然而学问毕竟不是长安花，伴在先生身边之后，才真正感到自己学殖瘠薄，列门墙，思之惶恐。
因在先生的书房上课，自然能有机会多亲近先生。先生是私塾出来的，以后又读辅仁大学，再读北京大学。早年学的是逻辑。他常开玩笑，说自己是“不务正业”。但我以为先生现在还是走着哲学的道路，禀承着逻辑思维。和先生在一起，我深刻地感受到：先生学哲学，学逻辑，锻炼出的是通达的思维。思维通达，才能由一点知一系，由一事知一理，由数点知一片，由数事知通则，前后左右，上下中外，则无所不及矣。先生于哲学、文学、戏曲、书画，观其会通，博综兼擅。他的诗，长歌短调，诚笃由衷；他的书，楷行草隶，自然如法；他的画，泼墨点染，朗然玄鉴；他的戏，唱念做表，委婉细腻。启功先生有诗云：“三管齐挥书画诗，丹青之外见奇思。郑虔应逊今贤博，檀板轻敲乐句时。”后记：“中石先生并善，按拍可称四绝。”
学问之道，必是先博，而后能精。博，必要能容。一切观点，都是我们思考的对象，不自恃，不自敝，学为我用，有容乃大。博，展现的是一种治学精神。可是，现在，在艺术上，在很多问题上，都讲标新立异，表现个性。有一次，先生在北大讲课，曾谈起他的认识：哲学上谈个性，是与共性相对的一组概念，艺术上谈个性，则是与社会性相对而言。任何个体都有个性，想要避免个性都是不可能的。但我们所谈的个性，不是任何个体都有个性的那种个性，而是指经过社会性的融化，具有社会性后，再所保留的个性。这种个性才弥足珍贵。在历史的长河中，社会性代表着全人类智慧的高度，容纳极广。只有立足于人类文化史的大背景，才能演绎社会的沿革发展，才能了解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和曾经达到的高度，才能对传统的东西有所扬弃，去粕集精，达到前所未有、前所不能的高度，此之谓新。它标志的是历史高峰与时代前锋的结合。
新的创造，必然是历史上有价值的文化成果的综合。新文化的建设，也是一个吐故纳新的过程。所取愈丰富，发展愈繁荣。所以，一个健全的民族文化体系，在发扬民族文化的主体性、独立性的基础上，又能兼容并包，对于不同的文化，融合吸收，取精用宏，这样，民族文化才能获得更蓬勃的生命活力。先生以为，西学东渐，本身就表明了东西文化的互动互容。一切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文化成果，必然是并行不悖，彼此相容的。东西文化亦然，谁能容，谁占先。先生对东方文化充满信心，他在给他的老师季羡林先生写的诗中，表达了这种情感：朝朝暮暮逐流光，四季轮兴信未央。西雨潇潇秋渐老，春风紫气荟东方。
博，展现的是一种宽阔的襟怀。治学如此，作人亦如此。先生为人广博乐易，于师于友，称道弗衰。从没听到先生对什么人，对什么事，有所微词。正如先生为人行事，始足副其学，然也必如先生之博学，始足以养其德。
在先生身边，不知不觉中，已过三载。每每忆起，温慰无限。刘克庄词云：“客里似家家似寄”。人生本如寄。记得每次放假回家前，向先生辞行，先生总不忘叮嘱：“到家后，先打个电话来。”其实，现在想来，真正回到家，反而有似寄的感觉。在先生身边，似家似寄，我已分辨不清了。
 |
